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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云往昔》:走向光明——我的父親柯靈
2011年5月30日
    

  口述前記

  高〓岑中共黨員、柯靈長子。193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小名高小琳(柯靈原名高季琳)。1951年參軍,在解放軍華北軍區衛生部工作。1954年入解放軍第六軍醫學院學習。1958年畢業,任福州軍區師醫院醫療所軍醫。1962年入黨?!拔母鎩逼詡?,受父親“問題”牽連,隔離審查、下放農村。1978年轉業回上海。先后在上海市衛生局科研處、醫學教育處任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上海市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后調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副司長。1993年任上海市紅十字會巡視員。

  走向光明:我的父親柯靈

  口述:高〓岑

  采訪:吳錫耀

  整理:吳錫耀

  時間:2010年8月8日

  誰出的難題

  1931年11月,父親經高天棲介紹,進入上海的天一電影公司。高天棲是天一的編劇兼宣傳科長,父親被安排在他手下工作,與沈西苓、司徒慧敏同事。后來經沈西苓、司徒慧敏介紹,父親認識了沈端先(夏衍)。那個時候,黨的電影小組和影評小組相繼成立,大批左翼文化人士積極投入。父親就是在那個時候,參加了影評小組。

  影評小組是由黨直接領導的,具體的領導人是石凌鶴。石凌鶴每個星期天都會組織影評小組觀摹電影和座談,他善于總結大家的意見,闡發和宣傳黨對文化界的統戰工作。父親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思想逐漸成熟,他的電影觀念也產生了很大變化。當時著名的鄒韜奮、柳湜發表文章認為,“電影本身是通俗文化,只是為了娛樂,根本談不上思想性?!閉攵哉庵止勰?,父親寫了一篇《和韜奮、柳湜先生談電影與消費》,批評他們把電影當作純粹娛樂品的觀點,提出“充實和嚴肅電影的內容,使之成為大眾的精神糧食,陶冶人性,改造社會的藝術,正是文化界的當務之急?!辮悍?、柳湜先生誠懇地接受了父親的意見。許多年以后,父親在追憶這段歷史時說:“我進入電影界,正是左翼文化運動勃興的時候,不久又近在身邊碰上了黨的電影小組的成立,這使我在云橫霧塞中逐漸看到了對岸的青山,對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起著極大的影響?!?

  石凌鶴認為父親對影片很有見地,經常與父親交流并約他撰稿,父親總是欣然命筆。這樣的出題作文讓石凌鶴十分滿意??墑怯幸淮問韜贅蓋壯雋爍齟竽煙?,令父親招架不住了。什么難題呢?原來國民黨政府拍了一部剿共題材的影片——《心腹之患》,《申報》總編輯接到國民黨政府的命令,要《電影專刊》大肆吹捧這部電影。石凌鶴是共產黨員,當然不愿寫。但是,如果拒絕,就會失去《申報》這個陣地,國民黨政府也會追究。石凌鶴非常為難,找到父親,要父親幫他這個忙。父親深知共產黨愛國抗日,他怎么能吹捧反共電影?!怎么可以為國民黨歌功頌德?!為此,父親寢食難安。他想幫石凌鶴,但怎么個幫法?父親挖空心思想出了個主意,用現在上海人的說法叫“搗漿糊”,他的影評文章避開主題談拍攝,諸如影片“聲光不清,究竟啥人打死啥人也搞不清楚”等等,這些絕妙的模棱兩可的文章,石凌鶴看了拍案叫絕,此事總算混了過去,《申報》化險為夷。這以后,石凌鶴和父親成了患難之交,二人的關系愈加密切。但是文革中,父親因為這篇文章卻差點丟了性命。

  遠方的青山

  1932年,黨領導的的電影小組一手抓編劇,一手抓影評。上海各大報刊幾乎都開辟了影評副刊,而這些副刊又都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里。父親與沈西苓、司徒慧敏以及夏衍、鄭伯奇、阿英,成為了好朋友。他很快接受了左翼文藝理論。在影評中,他稱贊夏衍的第一部影片《狂流》是“中國電影新路線的開始”。他與沈端先(夏衍)、鄭平子(鄭伯奇)、張鳳吾(阿英)、洪深、沈西苓等人,在《晨報·每日電影》上聯名發表了《我們的陳訴,今后的批判》,提出了左翼和進步的電影批評方針。在發表影評時,父親用了許多筆名,如蕪村、林真、郁文、柯靈等。其中,柯靈是他最喜歡用的筆名,他常用這個筆名,久而久之,柯靈為大家所熟悉,而高季琳這個真名反而被淡忘了。

  父親進入電影界,正是左翼文化運動勃興的時候,他又在身邊遇到了黨領導的電影小組和一些共產黨員,父親把沈端先他們看作自己的向導,指路的明燈。沈端先等人創作的幾十部電影,都是以反封建、階級對立為題材,這種反映現實生活的影片,觀眾非常喜歡,所以社會影響很大,因此激怒了國民黨。不久,上海的大小影院都接到了恐嚇信,上面寫著“沈端先、田漢……編制的鼓吹階級斗爭的反動影片,一律不準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對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此告?!憊竦癡謀傲幼齜?,使得明星公司陷入了困境,明星公司走投無路,最后只能解聘沈端先、阿英、田漢等三位編劇顧問。沈端先等人就是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下,離開了電影界。但是他們播下的紅色種子已經開花結果。

  那年春節剛過,一天清晨,天蒙蒙亮,父親突然被人推醒,阿英就站在父親的床前,他輕聲告訴父親,他家里出事了,讓父親趕快去通知他弟弟,要他弟弟千萬別回家。原來昨天深夜阿英回家,發現弄堂口停著一輛警車,老遠處就看到自己家三樓燈火通明,阿英家的三樓是書房,平時是不會開燈的。阿英意識到情況不妙,馬上先趕去通知沈端先,并讓沈端先通知田漢。然后匆匆趕來找父親,父親連忙跑到廠里,找到了阿英的弟弟錢筱璋,告知了情況,囑他千萬小心。特務沒抓到阿英,就把阿英的父親和妻子抓去做人質。沈端先接到阿英的通知,立刻到田漢家去,剛巧碰到女傭到老虎灶打開水,女傭告訴他家里有包打聽,沈端先急忙離開,才躲過了一場災難。這一段時間,父親不斷聽到左翼文化人士失蹤的消息,意識到白色恐怖已向他襲來,但他依然常去“漁陽里”參加地下黨組織的活動。他很關心沈端先、阿英的安危,希望從那里能得到他們的消息,但是卻一直聽不到他們的任何一點信息。在那段時間里,父親苦苦地惦念著這些遠方的朋友,因為父親一直把沈端先他們視為諍友。當然,當時父親并不知道他們的政治身份。父親不是一個年輕時候就入黨的革命者,但他在年輕時候就接受了黨的啟導,投身電影界為傳播進步思想文化而筆墨耕耘。他是在那樣的艱難險惡環境下,投入到革命文藝隊伍,用父親的話來說就是,他在“云橫霧塞中看到了遠方的青山”。

  我是中國人

  1939年后,上海這座“孤島”的抗日斗爭形勢更加嚴峻了。汪偽特務對抗日愛國者加緊了迫害?!洞竺勞肀ā犯笨兌構狻返鬧鞅嘀煨使?,因在報紙上連載《民族正氣——中華民族英雄專輯》和《漢奸史話》等文章,結果被特務暗殺。父親聞訊非常震驚,他寫了《我的控訴》,發表在《大美晚報》上,大聲疾呼“對這樣無恥和野蠻,我們還能說什么呢?假如正義在世間尚可托足,人性還不至淪為末劫,那么即使被殺害者的血匯成洪流,也無從沖淡人的憎恨——不可磨滅的、永久的憎恨。兩年以來,中華民族正傾全力以與敵人搏斗,對獻身決不會吝惜;但戰士不死于敵手,卻死于民族的內奸——侵略者的鷹犬的手里,真是太使人痛心了。朱惺公先生求仁得仁,以生命完成了自己殉獻的志愿,卻替我們留下了最大的悲憤。這一血案的出現,則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讀者都為父親的這種大無畏精神所敬佩,同時也為他的安全擔心。這一時期父親和我一直生活在一起,我親眼目睹了父親被日寇逮捕,經歷了家里遭受的巨大痛苦。

  1944年6月父親在苦干劇團(巴黎大戲院)被兩個日本便衣“請你去談談”,帶到了貝當路(今衡山路)日本憲兵隊。當時國人談虎變色,避諱稱之為“貝公館”。父親當時是以共產黨嫌疑而逮捕的,在憲兵隊里,日本人威逼他交待與共產黨的關系,并拿出一本黑名單,要他指認。父親說他一個人也不認識。要他交代誰讓他寫反對日本的文章?;卮鶚親約閡吹??!澳鬮裁匆??”父親說“因為我是中國人”。經過反復的審訊,父親也“供出”了一些認識的人,這些人不是在國統區大后方的,就是在汪偽特務機關通告限令抗日分子登記后,作過登記,落了水的,甚至已經去世的朋友。日寇一無所獲。父親被關押六天后,由于朋友、親戚的營救,加上敵人確實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就把他放了,但限令他每周必須到“貝公館”報到。父親出獄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托唐弢向樓適夷通風報信,因為父親在日本憲兵要他指認的黑名單中,發現有樓適夷的名字。樓適夷在得到父親的報信后,及時撤離到了后方。為了明志,父親給剛出生兩個多月的小女兒取名“清”。以示在敵人獄中的清白。

  1945年6月是抗日戰爭黎明前的黑暗。那年6月16日傍晚,父親飯后在家,突然闖進兩個兇神惡煞似的日本憲兵,請他去談談。在母親和我們子女驚愕無措時,父親沉著地想起自己口袋里的一本小本子,里面記有一些朋友的地址,小本子一旦落到日本憲兵隊手里,將會牽連許多人。面對虎視眈眈的日本憲兵,父親看了一下窗外下著的綿綿細雨,他走到房門背后,一手拿起掛在門后的雨衣,一手伸進口袋,迅速將小本子扔在房門后暗角里,然后冷靜地穿上雨衣跟日本憲兵出了門。兩個日本人一前一后,騎著兩部自行車,父親坐在前一部車的后座上,被他們帶走了。在半路上,父親的手伸進雨衣口袋時,頓時不安起來,原來雨衣口袋有一張李化的名片,李化的妹妹李麗蓮在延安,要是日本人追查起來,就相當麻煩,于是父親在口袋里,一只手把名片搓成一個個小團團,趁天色稍晚,悄悄地逐個扔在了路上。

  父親又一次被日本特務抓到“貝公館”。一進去立即提審,當父親對提問一問三不知的時候,日本憲兵兇相畢露,對父親動用“老虎凳”,當晚就接連上刑,三收三放。這種刑罰很殘酷,就如電影中看到的樣子。父親經受住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折磨,始終一言不發,他是在用沉默回答敵人,“絕不出賣祖國,絕不出賣朋友?!?

  敵人以《市樓獨唱》一書,作為父親抗日的證據。老虎凳、灌辣椒水、拳打腳踢、香煙燙、特制帶尖刺的棍棒抽正在上老虎凳的腿……百般拷打,無所不用其極。受刑后,還要他把腫爛的腿盤起來正襟危坐,否則又是踢和打。父親受盡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在最后一次受刑之后,父親倒地不起。日本憲兵拿著《市樓獨唱》再拷問時,父親拼著最后的力氣,回答敵人說:“你是日本人,你愛日本;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書既然給你抄到了,書里比我說的更清楚,請你不要再問我了。你打死了我,也就是這兩句話?!?

  在獄中,父親默默地創作了七首詩,牢記在心,在抗戰勝利后發表了《獄中詩記》。其中第六首是在連日受刑后寫的:

  膚摧骨折渾忘我,地老天荒草不春,

  愿向故邱縱一笑,軒眉長作自由人。

  關押了九天后,日本特務對父親說:“你出去后,什么話也不準說?!背鲇?,父親立即給黃佐臨打了電話?;譜裊俑俠純此?,并把他送到紅十字會醫院。一個多月后,父親稍能行動,就帶著我,跟黃佐臨相約一起悄悄地離開了上海,原打算從杭州經屯溪到重慶。就在一行抵達杭州后沒幾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于勝利了。父親欣喜之下趕緊又回到了上海,開始了他新的生活。

  民主的斗士

  1945年父親從杭州回到上海后,與唐弢、劉哲民一起籌辦《周報》,《周報》是抗戰勝利后上海最早問世的進步刊物。當時《文匯報》也正式復刊。嚴寶禮請父親擔任《文匯報》主筆兼副刊主任。復刊后的《文匯報》由8開小報改為4開大報。副刊設《讀者的話》、《星期談座》等欄目,這個時期,是父親一生中最緊張的工作時期。上午他在《周報》,下午到《文匯報》,他除了忙于策劃、編輯、設計、組稿、劃樣、校對,還忙于寫稿。

  《周報》誕生在動蕩的年代??谷照秸嶄帳だ?,國民黨反動派就準備內戰?!噸鼙ā反虺觥凹憂客漚?、實行民主”的旗幟,提出戰后人民的基本要求:懲治漢奸,整頓經濟,安定民生,重建教育,振興文化,取消一切侵犯人民權利的法令,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1945年12月1日,發生了昆明軍警鎮壓反內戰的大學生血案。為掀開黑幕,揭示真相,《周報》發表“昆明血案實錄”特輯,以大量文字和照片進行報道,引起社會極大震動。父親和《周報》的作者馬敘倫、鄭振鐸、周建人、林漢達、傅雷等人患難與共、共同為爭取民主而斗爭。1945年12月30日,父親與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林漢達、雷潔瓊、趙樸初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周報》發表了民進《對于時局的宣言》和《對政協的建議書》。1946年1月2日,民進舉行第二次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一屆理事會11名理事,父親也是其中一員。他投身于民進的愛國民主運動,連續撰寫了《重慶較場口慘案》、《再論較場口慘案》、《人民的末日到了》等評論文章,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1946年7月,父親與林漢達、鄭振鐸、許廣平等聯合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200余人發表了《上海文化界反內戰宣言》。

  《周報》一連三期報道了“六·二三”下關慘案,又一連三期發表了關于李公樸、聞一多遭暗殺事件,刊登了大量揭露國民黨獨裁暴行的文章,因此成了敵人的眼中釘。第48期《周報》再版時,被警察局沒收,出版不滿一年的《周報》被反動當局查禁了。父親把第49、50期合并編成特大的休刊號。在由父親和唐弢署名的社論《暫別讀者》中宣告:“《周報》是代人民發言的,因此國民黨懷恨,逼令???。犧牲是歷史使命,《周報》毫不自惜地走向十字架?!痹凇拔頤強廝摺鋇謀晏庀?,發表了馬敘倫、茅盾、周予同、葉圣陶、郭沫若、柳亞子、巴金、王伯祥、郭紹虞、徐調孚、顧均正、劉西渭、樓適夷、許廣平、吳祖光等15篇送別《周報》的誄詞,《周報》就這樣“從容就義”了。

  10月,鄭振鐸主編的《民主》也被反動當局封殺了。父親與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周建人、鄭振鐸等39人聯名發表《我們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自由》一文,強烈抗議國民黨當局扼殺人民的言論自由,“人民的口是終歸封鎖不住的,文化是終歸虐殺不了的”,表達了不畏強暴,誓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到底的決心。

  《周報》???,父親還在主編《文匯報》副刊,副刊有許多欄目,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編《讀者的話》上。他開辟了許多小欄目:《街頭人語》、《社會服務》、《讀者顧問》、《意見箱》等,熱心地為老百姓排憂解難?!抖琳叩幕啊販⑵鵒說種啤熬芮啤鋇畝氛?。發表了《保衛家園》、《暴風雨前奏》等文章,揭露反動當局要實行白色恐怖的陰謀。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在對各報作的秘密調查和分析中寫道:“該報(指《文匯報》)言論左傾,偏向于中共,而以本黨為攻擊對象,對本局施政多有不利之批評。該報專辟有《讀者的話》一欄,由左傾作家柯靈主編,常有挑撥群眾攻擊政府之言論及赤化宣傳?!鋇腥艘丫⒁獾礁蓋?,父親的處境越來越危險了。

  1947年5月24日,《文匯報》、《新民晚報》、《聯合晚報》同時被查封。父親被列入黑名單,遭特務搜捕,所幸他及時隱匿。此后,在熱心朋友的幫助下,輾轉多處避險。直至1948年5月,父親轉移到香港,與徐鑄成一起創辦了香港《文匯報》,繼續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