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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云往昔》: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建
2011年5月30日
    

  口述前記

  溫崇實中共黨員,1925年8月出生。194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10月參加民進組織。解放前,曾先后在《青年知識》雜志、《文萃》等雜志社任編輯。1950年任“北京三聯書店”人事科長、民進中央組織部駐會理事、兼民進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民進中央第一屆候補理事,第二、三、四屆中央理事。1981年任上海社科院院刊編輯部副總編,1986年離休。

  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建

  口述:溫崇實

  采訪:吳錫耀

  整理:吳錫耀

  時間:2010年11月2日

  創建背景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面對兩種命運、兩種前途何去何從的抉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推行獨裁統治,企圖消滅共產黨,為發動內戰作準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國民黨統治區內反內戰、反獨裁、要和平、求生存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開展。中國民主促進會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的。

  在民進的創建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導,中共地下黨組織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和影響。1945我在文萃雜志社任編輯,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梓年指示我與馬敘倫接觸聯系,在朋友的薦引下,我和馬老認識并與馬老及其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誼。至今,我與馬老的小女兒常有聯系,我們兩家仍有來往。期間我與王紹鏊、林漢達、周建人、徐伯昕、趙樸初、陳巳生、梅達君、嚴景耀、雷潔瓊、謝仁冰、張紀元、柯靈、李平心、陳慧、宓逸群等人都有聯系。1947年,我在香港與馬敘倫是鄰居,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向馬敘倫提議在香港發展民主黨派,馬敘倫向潘漢年提出要發展我。這樣,我在香港經馬敘倫介紹,加入了民進組織。張執一同志《在上海局工作情況的回憶》一文中談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夜,黨中央和中共中央華中局曾準備在上海組織武裝起義,配合新四軍里應外合解放上海。為此,我和張承宗、劉長勝等先后由解放區秘密來滬,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不久,接到黨中央8月21日發出的停止舉行武裝起義的電令,起義的準備工作就中止了。此后,我即在劉曉、劉長勝領導下從事上海地下黨的秘密工作,配合長勝同志負責進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從事聯系上層民主人士的抗戰工作。上層統戰人士對黨有重大貢獻的,有王紹鏊、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黨員)和趙樸初等人,他們均與我黨有較長的合作共事關系。運用各自的社會身份,積極幫助我黨開展工作。宋慶齡主持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捐給解放區的衣物藥品,是交給我們代運到山東解放區的。當時在中國福利基金會協助宋慶齡工作的,有美國進步人士譚寧邦和德國進步人士安娜王(中共黨員)及廖夢醒、俞志英(廖、俞均系中共黨員)等女同志。由于衣、藥的物品數量太大,次數又多,為避免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是由俞志英交給趙樸初居士主持的“佛教少年村”代收。這位我黨多年的好朋友趙樸初居士公私分明,一絲不茍?!閉胖匆煌駒謖餛鬧謝固岬叫磯嗝孛艿吃焙凸ぷ鞴叵?,涉及民進的有,董秋斯、馮濱符、許廣平、周建人、馬敘倫、鄭振鐸、馮明養、孟秋江、梅達君、萬景光、陳巳生、張紀元、嚴景耀、雷潔瓊等,這些人大多就是民進創建過程的發起人。

  徐伯昕在1983年1月19日民進會史的一份文件上批示,“民進在上海發起組織時,都是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和推動下開展起來的。主要負責人是劉曉、劉長勝同志,直接出面和我聯系的主要負責人是張執一同志?!?

  蔣群明在《懷念敬愛的伴侶張紀元》一文中談到,“1945年黨組織決定他(張紀元)除教育工作外,還要從事財經工作。從這年9月開始,他在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負責的黨的地下經濟機構——東方聯合貿易公司中任公司內部副經理,在工商界上層人士中開展統戰工作,他參加工商界組織的星期五聚餐會,以聯絡感情,互通信息為名宣傳我黨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的建國總方針和黨的統戰政策。紀元在黨的領導下,堅定勇敢地參加反內戰,同馬敘倫、王紹鏊等老前輩一道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并參與籌備工作。他和王紹鏊每天早晚以打太極拳為名,兩人一起推手時就商討如何籌建民進的工作,研究聯系對策等,還有趙樸初、梅達君等同志常在我家聚餐聊天,用談天說地的方式議論創建民進之事?!?

  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2日參加民進成立會議和選舉會議的,中共黨員就有王紹鏊、徐伯昕、張紀元、梅達君、孟秋江、萬景光。有的雖不是中共黨員,但一直和地下黨保持密切的關系。如曹鴻翥,時任聯豐花紗布公司董事長,曾掩護地下黨將布匹、鹽等物質運到解放區,長期與地下黨有聯系。陳巳生時任上海關勒銘金筆廠董事長。關勒銘金筆廠曾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經?;疃某∷?。

  作為當事人回憶和記憶者的闡述,馬敘倫1946年1月7日在上?!段幕惚ā販⒈懟妒だ泄惱骯恕?,文中談到:“自勝利之后,我們幾個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湊在一起,閑談中不免涉及當前的政治問題,想找一個國家、民族的出路。不過這只是書生本色而已,談過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氣越來越沉悶。單是空談仍決不能有補于實際,于是剛在幾天前,我們談起了組織一個‘中國民主促進會’,以促進民主政治為目標?!?

  江渤著的《馬敘倫》一書中談到:“馬敘倫經常和《周報》、《民主》的創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漢達、許廣平、李平心、嚴景耀、傅雷等,在原聯華銀行舊址(現西藏南路26號)聚會座談,研究時局,商討斗爭策略。逐漸在馬敘倫的周圍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界爭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另一方面,地下黨員王紹鏊以及陳巳生、謝仁冰、劉樹梅、張紀元等人,早在抗戰期間就經常在謝仁冰家秘密聚會,討論抗日救國之計??拐絞だ?,王紹鏊按黨組織指示,又擴大聯系了趙樸初、林漢達、梅達君、曹洪翥、朱紹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們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廣和居飯館樓上集會座談,分析國內外形勢,揭露和批判蔣介石禍國殃民的罪行,學習研究共產黨的主張。經老友謝仁冰介紹,馬敘倫與王紹鏊會面。敘談間,馬敘倫認為王紹鏊觀點正確,論證充分,很受啟發。從此兩人經常來往,志趣相投,對時局的許多看法和主張都很一致。于是,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聞出版界的愛國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愛國民主力量得到了結合。兩方面人士在馬敘倫和王紹鏊主持下多次聚會座談,進行活動。他們還在《民主》《周報》等刊物上撰文,協同作戰。在青年會的一次聚談會上,馬敘倫和王紹鏊、陳巳生、許廣平、周建人、曹洪翥、梅達君、趙樸初、馮少山等人談到只靠刊物進行斗爭是不夠及時的,最好能占領報紙陣地,又考慮到報紙受國民黨新聞檢查法的嚴格限制,尤其不宜刊登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激烈文字。如果能以社會團體的名義發表文章,就容易被報紙接受,影響也大得多。于是,有人提議最好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團體。經協商研究之后,決定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取名為‘中國民主促進會’?!?

  形成共識

  王紹鏊在《我一生的政治活動》中追憶:“有一次我將寫好了的一篇主張先民主而后統一,反對先統一而后民主的意見書讓一些知名人士簽名的時候,馬敘倫也有一篇上蔣介石書,提出五個綱領,第一條就指出‘要統一軍政’,正好與我的意見相左。故朋友將寫的意見書交來時我不簽名,而我的意見書傳到了馬氏處,他也沒有簽名。但馬氏見簽名里有我的舊友謝仁冰,就先問謝意見書是誰人手筆,謝告知是我的手筆,馬氏就讓謝介紹我見面,見面后稍有爭辯,但爭辯后馬氏就把他上書的原意撤銷。約定先邀請對方的朋友在廣和居開一座談會,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鄭振鐸、唐弢等,我這方面有林漢達、謝仁冰、張紀元等人。時值馬歇爾(駐華特使)要來中國,大家主張擴大座談會,多約朋友來參加。首次會議是在青年會召開的。陳巳生、許廣平、周建人、曹洪翥、梅達君、趙樸初、馮少山等均到會。第二次到會的朋友更多,當時就有人提出組織比較永久性的團體,于是定期在亞爾培路中國科學社討論組織問題,經過討論研究通過了簡章及宣言,宣言內容以我的意見書為主,刪去文尾,加上了幾句口號,作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宣言?!?

  王紹鏊積極投入愛國民主運動之中,從事革命力量的聯絡工作?;乖誑拐絞逼?,他就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建有廣泛的聯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會團體中有一定影響??拐絞だ蟛瘓?,王紹鏊加強了和三部分人士的交往聯系,分頭參加他們的聚會,溝通情況,交流對形勢前途的看法,使他們產生了共同商討國是的愿望。針對蔣介石關于先統一后民主的宣傳,王紹鏊寫文章提出應該先民主后統一的主張。王紹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們一致擁護和稱贊,他們并建議將文章以“意見書”的形式,好出去征求簽名,付報刊發表。當這份意見書傳到馬敘倫處時,馬敘老立刻被這精辟的見解吸引了,急問這是誰的手筆,謝仁冰直言以告,馬敘老立即邀請王紹鏊前來面談。馬敘倫、王紹鏊兩人一見如故,相互佩服對方的膽識和胸懷。王紹鏊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并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歷數蔣介石先統一、后民主的欺騙性和危害,使馬敘倫心悅誠服,欣然在意見書上簽名。從此兩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戰友。當時馬敘倫方面也有不少朋友,如周建人、鄭振鐸、柯靈、唐弢、徐伯昕、李平心、嚴景耀、傅雷、蔣天佐等。他們或是進步刊物的經營發行者,或是主要撰稿者,他們也常聚會座談,議論國是。于是就由王、馬兩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大同路(今北京西路)的廣和居及八仙橋青年會等處多次舉行聯合座談。不久,由于斗爭的需要,大家都覺得志同道合的同志應該聯合起來,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組織,以便有效地進行斗爭。此議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贊同,經過了一階段的醞釀準備,1945年12月30日,一個新的革命團體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

  劉哲民在《唐弢的民進緣》中談到:“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我和家圭,唐弢就商量將刊物辦起來??鋁樘岢齦奈噸鼙ā?,封面也是柯靈設計的。我被推為發行人,唐弢、柯靈為編輯?!噸鼙ā反純?945年9月8日發行,創刊號初版五千冊,但讀者不斷上門或來信求購,連續三版,共發行了八千冊?!噸鼙ā反臃⑿兄掌?,即為國民黨所忌,經常受到摧殘。比《周報》稍后一點出版的《民主周報》及共產黨人辦的《文萃》,也毫無例外地頻頻遭到摧殘。大家意識到,上海有這么多家的民主進步刊物,有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組織進行對抗的必要,因而上海雜志界聯誼會迅速成立起來。在這個聯誼會里,《周報》發行最早,而銷路又最廣,其次是《民主》。聯誼會每兩星期開一次會,座談出版情況,溝通消息,交流意見,商量對策。一天,徐伯昕找我和唐弢,要聯系開會的地方。那時我擔任經理的聯華銀行八仙橋分行已停業,因為抗日戰爭勝利后政府對淪陷區的銀行一概不承認。銀行樓上有一個會議室可以使用,怕聯華銀行總經理張邦鐸有意見,我和唐弢兩人一齊去找張,讓《周報》幾名撰稿人開一些會。經過同意后,聯華銀行八仙橋分行會議室就成為聯誼會開會的地方。鄭振鐸、馬敘倫、傅雷、唐弢、柯靈等人也經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談時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進會是在這個基礎上成立起來的。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談會后,鄭振鐸、馬敘倫、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來閑談,傅雷提出因為國民黨反民主事件不斷發生,而《周報》又每周發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時反映報道,進行斗爭。為了擴大政治影響。要成立一個團體。用團體的名義隨時對政局發表意見,擴大政治影響,以促進民主政治的實現。建議名稱可以叫做‘民主促進會’。大家都贊同這個意見。傅雷自告奮勇起草宣言,以后在東廟弄鄭振鐸家中對發起宣言正式討論過一次,是徐伯昕帶來一份宣言及簽名人名單,由馬敘倫領銜簽了名,鄭振鐸、唐弢和我相繼簽了名。唐弢是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

  鄭振鐸兒子鄭爾康編著的《鄭振鐸》一書中談到:“1945年8月30日,生活書店負責人徐伯昕先生(中共地下黨員)和唐弢先生來東廟弄寓所,和鄭振鐸談起了邀他主編刊物之事(即《民主》),鄭振鐸慨然接受了伯昕先生的邀請。于是1945年10月13日,《民主》正式在上海創刊了!在創刊號上,除了‘發刊詞’是鄭振鐸撰寫的以外,還發表了他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和《我們的責任更加重》兩篇文章,還有馬敘倫先生的《思想解放》,周建人先生的《略談這回大戰的性質與法西斯的歪曲事實》,景宋(即許廣平)的《迎雙十節》等約二十篇文章?!詵⒖手小?,鄭振鐸激動地寫道:‘中華民國締造了三十四年,曾經有幾年是名副其實的?我們很慚愧,在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的今天,還在談民主……’《民主》從誕生那天起,就高舉和平民主的旗幟,呼喊出了廣大愛國同胞的心聲。著名的中國民主促進會對于時局的宣言,就發表在《民進》周刊第十四期上?!?

  1945年的8、9月間,天氣很熱。鄭振鐸在廟關的老家還來不及收拾,柯靈和端毅(即唐弢)也來好幾次。他們表示辦一個綜合性周刊,這個主意最早是由柯靈提出來的,這時劉哲民和錢家圭二人愿意在經濟上資助。不久,《周報》便于9月8日創刊,成為戰后上海乃至全國新創辦的第一份綜合性周刊。在柯靈他們籌辦《周刊》的同時,伯昕也多次來找鄭振鐸。這位已故韜奮的親密戰友,為了繼承韜奮當年辦《生活》周刊的光榮傳統,伯昕來邀請他這位韜奮的老友出馬,來主編重辦一份周刊。當然,名稱不再叫《生活》了,便決定叫《民主》。因為他們都認識到,勝利后國內的首要問題,是實行民主政治。鄭振鐸當然明白辦這個刊物的本身,就是參與政治斗爭。他義不容辭地挑起了重擔。而伯昕又先后給他配備了幾位得力編輯,像蔣天佐,艾寒松,實際都是中共黨員,還有董秋斯,后來也入了黨?!睹裰鰲肪苊艸銼?,于10月13日正式創刊。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鄭振鐸在4日寫的《發刊詞》。表示該刊是一個‘無黨無派’、‘沒有任何的軍隊或政黨支持’的刊物。當然,這樣說是為了合法斗爭的需要。他雖然確實是‘無黨無派’,但《民主》周刊實際上是中共支持的?!斗⒖省芳岫ǖ乇硎敬砣迦嗣竦睦?,毫不含糊地為民主而斗爭。此時,上海的國民黨當局已加緊對民主運動的迫害。鄭振鐸于12月8日在該刊發表《我們的抗議》一文,強烈抗議反動當局沒收《民主》、《周報》等刊物。就在這樣嚴峻的斗爭形勢下,鄭振鐸與夷初(馬敘倫)、伯昕、廣平、喬峰(周建人)、樸初、景躍,潔瓊、柯靈、林漢達等人(大多是《民主》、《周報》兩刊的主要撰稿人),以及部分由王紹鏊聯系的工商界愛國人士(紹鏊是地下黨員),籌備發起‘中國民主促進會’?!?

  成立組織

  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愛麥虞限路中國科學社(今陜西南路235號的盧灣區圖書館)舉行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這也是民進的成立大會。我在民進成立大會前夕,接受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梓年指示,到愛麥虞限路中國科學社,檢查會場安全,同時對會場周邊環境進行秘密勘查。現保存有大會簽到一頁,簽名出席的有馬敘倫、王紹鏊、林漢達、周建人、徐伯昕、趙樸初、陳巳生、梅達君、嚴景耀、雷潔瓊、謝仁冰、馮少山、萬景光、曹梁廈、張紀元、柯靈、李平心、陳慧、宓逸群、劉大杰、李玄伯、馬木軒、徐徹、徐相任、章慛華、胡月城共26人。馬敘倫擔任會議主席,他向大會報告本會發起的原因和經過,他說:“縱覽目前國是,非促進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國基,經各方交換意見后,認為有組織團體以謀群策群力之必要?!比∶裰鞔俳?,是要發揚民主精神以促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現。大會通過了馬敘倫的報告。這次大會作出了幾項決議:一、一致決議本次集會為本會的成立大會;二、通過本會簡章;三、原則通過本會對時局的宣言,同時繼續廣泛征求意見,由理事會修改后立即公開發表;四、決議本會暫設理事十一人,常務理事三人,并決定在理事未選舉產生前,會務由馬敘倫負責,王紹鏊、嚴景耀、陳巳生三人協助。

  由此可見,民進從成立的時候起,就是作為共產黨的合作者和同盟者出現的,民進選擇并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的必然。

  隨著各界人士集中到上海,上海逐漸成為爭取和平、民主運動的中心。在國共和談期間,周恩來往返奔波京滬兩地,與上海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文教、工商界愛國人士,及國民黨上層進步人士廣泛接觸。每逢周恩來抵滬,周公館便賓客盈門,高朋滿座。有時,周恩來也登門拜訪黨外朋友。周恩來幾次指示上海地下黨,全力以赴發動廣大群眾,特別是中間群眾,使他們逐步認清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本質,在斗爭中團結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共同行動,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1946年5月5日,上海地下黨推動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由各黨派、工會、學生、婦女、教育、文藝等53個團體會員參加(后增至91名)。成立大會上通過了致毛澤東、蔣介石的電文,呼吁和平,反對內戰。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書記華崗向周恩來提議,在上海人民已進一步組織起來的條件下,由上海人民推選代表赴南京請愿。周恩來征求了上海工委其他成員的意見,斟酌再三采納了這一建議。請愿活動的組織方案由上海工委、上海地下黨分別在上層民主人士和廣大群眾中分頭落實,周恩來在緊張的談判過程中,抽出時間與民主促進會發起人馬敘倫商談,希望他出面推動其他上層人士。在短短數日內,請愿團成員名單就定了下來。他們是馬敘倫、簣延芳、盛玉華、胡厥文、包達三、張綱伯、閻寶航、雷潔瓊、吳耀宗,以及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夏,以馬敘倫為團長,胡子嬰、羅敘章分任代表秘書長和秘書。他們中間有的與共產黨保持著密切的交往,在上海人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號召力。周恩來將他們的政治傾向等基本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

  可以說,民進的歷史是與中國革命歷史深刻聯系在一起的。民進的會史就是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歷史。許嘉璐主席在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舊址掛牌儀式上說:“我們這些后來人來到了60年前前輩策劃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的舊址,每個人都思緒萬千。當年,這些前輩是在白色恐怖下,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一線光明,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曙光,于是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凝聚在一起,舉起了反內戰、反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旗幟,以促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踐為宗旨,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與中國共產黨并肩戰斗,風雨同舟,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國家的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現在時代變了,我們這些后來人處在安定、和平、幸福的社會環境,但先輩們的理想還未完全實現。作為民進會員,怎樣才能無愧于民進的前輩,無愧于歷史,惟有踏著前輩的足跡,秉承他們的精神,繼承他們的事業,一點一滴地學習他們的品格和為國家為人民的奉獻精神,才可以告慰已經過世的二十四位前輩和在世的兩位前輩。中國民主促進會一定要把成立舊址作為全會開展多黨合作優良傳統教育的一個基地。讓來這里的民進會員和群眾見到舊址,也看一看民進這六十年是怎么走過來,民進現在怎么樣,以更好地理解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現在,民進成立舊址的小洋樓已修繕一新,外墻設置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舊址”的銘牌。經宓逸群先生回憶,考證出的民進召開成立大會的房間,重新進行了布置,里面增設了民進主要創始人、歷任主席與中共中央歷任主要領導的合影相框。并設立了專門的書架,展示民進中央和民進各省級組織編寫的民進會史資料和圖書。民進成立舊址的發現和確立,是我們國家多黨合作制度的一個縮影、一個說明,不論是對中國共產黨,還是對民進,都是一個歷史的見證。作為民進全會開展多黨合作優良傳統教育的一個基地,其作用、其意義非同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