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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云往昔》:凝聚力再造
2011年5月30日
    

  口述前記

  金培基男,1945年11月生,上海人。1967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曾任東江陰街小學、上南中學教師。1981年7月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1983年8月調至民進上海市委機關工作。曾任民進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專職副秘書長,民進上海市委參政議政部部長,研究室主任。民進上海市委委員、常務委員。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特約檢察員,現任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廉政監督員。

  凝聚力再造

  口述:金培基

  采訪:姜〓樺

  整理:姜〓樺〓錢宇波

  時間:2010年8月18日

  恢復活動

  民進的組織發展工作從1957年整風反右后就基本停止了,除了極個別同志作為骨干被吸收入會以充實領導力量之外,再沒有新會員加入,組織發展工作受到嚴重影響。1966年文革開始后,民進各級組織的活動全面停止,會務活動和機關工作也被迫停止。

  粉碎“四人幫”后,中共中央向各民主黨派、工商聯提出恢復活動的建議,各民主黨派由此迎來了第二個春天。1978年民進中央恢復工作,1979年上海民進基本恢復工作,1980年開始恢復組織發展工作。

  恢復組織活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當時我們的組織情況可以概括為三個字:老、散、弱?;嵩鋇哪炅淅?,二十多年沒有新鮮血液輸入;組織散,有的基層組織甚至都沒有了,單一支部更少;弱,一方面是指骨干力量大都上了年紀,另一方面,很多會員還未平反和落實政策,自然難以發揮作用。

  改變老的面貌,我們可以通過吸收新的、年輕的會員來增加新鮮血液。但是吸引新會員不能盲目,要符合民進的基本要求。而且即使吸收了新會員,還要考慮組織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所以,我們當時認為要增強民進凝聚力,必須要搞好組織發展和組織建設,重點應該依靠老會員、依靠現有的會內干部。當時,會內的骨干由于受到歷次運動的影響,大多情緒低落,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必須消除他們的顧慮。于是,宣傳落實黨的政策就成了我們的首要任務。

  黨的政策使民主黨派同志的信心大大增加了,黨對統戰工作的重視為民主黨派工作的重新恢復和開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但是僅僅有了政策上的保證還不夠,要恢復活動還要靠會員來組織。由于受到運動的沖擊,不少會員不愿意參加會務活動和組織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感到落實政策工作的開展雖然有困難,但是非常必要和緊迫。

  落實政策

  為幫助會員落實政策,民進上海市委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各區也分別設立了落實政策工作小組。但當時區里是很困難的。各區的機構還在逐步恢復過程中,有的區還沒有組織。有的區雖然有組織,但是沒有專職干部,只能依靠退休會員來組織、協調和開展工作。他們有的是會內熱心的老同志,憑著對組織的熱愛,退休后被請來工作的,如南市區的董蕓芳、靜安區的賈觀棣等人?;褂械氖潛幌路諾酵獾毓ぷ?,后通過組織關心回上海工作的,如盧灣區的林樹肩等人。他們在民進組織中工作,都是無私奉獻,不計較名利。

  當時的辦公條件比較艱苦,各區的民主黨派都是聯合辦公的,中心城區基本上是4至6個黨派在一起辦公,每個黨派只有一個人、一張寫字臺。民進區級組織經費由民進上海市委下撥,主要用于電話費和購買郵票。當時郵票是4分錢一張,經費用完后,再到市委會報銷。1984年,在中央統戰部關心支持下,民主黨派區委才成為一級地方組織,配備了專職干部,并下撥了經費。

  落實政策工作是一項復雜、繁瑣、具體的工作,僅僅依靠民進市委很難開展,需要民進區委的大力支持與配合。

  1、上海少數民族的代表性人物——金幼云

  在落實政策過程中,上海民進會員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上海市伊斯蘭教協會原會長金幼云(已于2010年1月故世)。

  籌建上海市回族青年會

  金幼云,真名叫維寶,號幼云。祖籍江蘇南京。1919年1月11日生于上海的富商旺族之家。其父是發動集資建設小桃園清真寺的金子云。

  解放前夕,金幼云與他的大侄金致遠受共產黨組織的委托,在其兄長金少云的安排下,赴香港,提取了香港廣大華行和協泰行兩行的股金,并冒著戰火輾轉回到上海,為共產黨?;ち艘淮蟊什撇?。

  1949年11月,金幼云積極籌建成立了上海市回族青年會籌委會。由于籌建工作需要,1949年7月底,金幼云出任敦化中小學(回民中學的前身)校長一職。1952年,由于新中國體制的不斷建立健全,籌委會自行停止了活動。雖然只有短暫的三年,但籌委會在金幼云主持下,積極響應參與新中國成立初期所發生的一切變革和運動,在動員組織回族和其他部分少數民族群眾投入新上海經濟恢復和建設事業中,起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敦化中小學也在金幼云的領導下,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影響越來越大,許多回民都把該校當作培養子弟成才的搖籃。敦化中學及現在的回民中學,畢業生升入高等學府的比例較高,為國家培養輸送了一大批回族子弟優秀人才。

  金幼云本人也分別擔任了第一屆、第二屆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一屆上海市政協委員、民進市委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1957年9月的一天,金幼云在家休息,當他看到郵遞員送來的《解放日報》時,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頭版上方用頭號標題字刊登“右派”分子金幼云的反黨罪行。金幼云之所以會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是由于當時有些人說他個人勢力太大,在少數民族中威望太高,指責他搞獨立王國。

  批判會上,金幼云被逼迫交代所謂罪行。這位懷揣著赤誠愛黨愛國心的少數民族頭面人物,面對著突如其來的大逆轉,毫無心理準備,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都做不出“深刻”的檢討。后來在其夫人沙新芬的幫助下,使用了別的“右派”教授的套話和模式,作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檢討,才得以過關。

  不久,時年38歲的金幼云受到降職降薪處分,并下放勞動,先在學校周邊農村拉糞車,后又安排在圖書館。當時,民進市委也經常通知他參加“右派”集體學習,開會改造思想。

  當時,金幼云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幾乎傳遍全國,各大媒體紛紛報道,甚至西北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報紙都做了轉載。

  在宗教界和黨派工作中發揮作用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次年國慶前夕,金幼云被宣布摘帽的消息刊登在媒體上。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號文件《批準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下發,民進市委積極配合有關單位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會員進行了全面復查和改正工作。

  但是具體到復查金幼云,為他改正的時候,又遇到了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當時大多數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是由于一些言論被抓住“辮子”之后,由本人工作所在單位對其定性并下正式結論。而金幼云當時所在工作單位回民中學根本沒有相關資料可查,民進市委和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同樣并沒有對他下過正式結論。原來,金幼云當時的右派問題源自于他在1957年8月舉行的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的一場大辯論中所發表的一些言論。

  由于這一特殊原因,民進市委在為他落政的過程中,多次與回民中學、市民委聯系,并向統戰部和相關落政單位反映,于1979年1月,金幼云得到了徹底改正。

  平反之后,金幼云已近60歲,鑒于他本人是回民,信奉伊斯蘭教,組織上就安排他離開教育戰線,到上海市伊斯蘭教協會工作。后來先后擔任了上海市伊斯蘭教協會委員、常委、副秘書長、副會長,并在1995年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被推舉為會長。在伊斯蘭教協會工作期間,金幼云先后為恢復回民土葬、恢復各坊清真寺活動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在配合政府妥善處理新聞媒體、書刊出版中發生的多起褻瀆侮辱伊斯蘭教和少數民族、危害社會穩定的突發事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又先后擔任了第五屆上海市政協委員,第六屆、第七屆上海市政協常委,繼續在宗教界和黨派工作中發揮作用。

  2、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錢伯誠

  錢伯誠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資深編審,在出版界有較大影響。1957年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就對民進組織的活動一直不大感興趣。當時,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后,經民進市委同意,被開除會籍。他覺得民進組織沒有一點人情味。

  他“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我們給他寄去的民進材料,他都原封不動退回來。我們上門走訪,他也拒絕談民進的任何事情。

  像這樣一位有影響的同志我們是不能放棄的。后來,時任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兼秘書長蔣家祥,不厭其煩地多次上門走訪慰問,并向上海市新聞出版局黨委以及他本人所在單位反映,幫他落實政策,以便讓他發揮專長。在民進上海市委的努力下,錢伯誠擔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總編輯,后來又擔任了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3、古籍出版專家——陳邦炎

  陳邦炎,字蘊之,1920年出生于杭州,祖籍湖北浠水。其高祖陳沆,為清代著名詩人和詩評家,有《詩比興箋》等著作傳世。其伯父陳曾壽,為近代著名詩人,有《蒼虬閣詩集》等著作傳世。陳邦炎還是民進中央原名譽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原會長趙樸初的內弟。

  家學淵源,使陳邦炎從小就受到熏陶,打下了詩詞的根底。大學教育,使他得以接觸西學,眼界更為開闊。1944年,陳邦炎從北平中國大學法學院政治經濟系畢業后,擔任過報社記者、雜志社編譯等。建國后,他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曾擔任民進上海市委組織處副處長,對民進上海市委早期的組織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1957年,陳邦炎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期間,被下放到干校勞動。期間,他只要一有空就埋頭看書,閱讀和鉆研了大量的古典文學著作。由于這段時間在古籍文學方面的積累,平反后,他被安排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并通過民進上海市委與新聞出版局黨委等相關單位聯系反映,擔任了以編輯出版古典文學研究著作和普及讀物為主的第二編輯室主任,成為一個有較大影響力的古籍專家和出版界著名人士。1984年開始擔任民進市委第九屆、第十屆委員會常委。

  還有如在上海教育界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戚逸影,她曾擔任第一屆、第二屆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一屆上海市政協委員、民進市委第四屆委員會常委,1965年“右派帽子”被摘掉,但沒有被作為錯案平反,還屬于“摘帽右派”,直到1980年才真正落實政策,后當選為民進市委第八屆、第九屆委員會常委,又擔任了民進市委第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委員會顧問。

  在落實政策時,民進上海市委主要是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為反右斗爭中被錯劃為右派的會員摘帽、平反錯案。我們積極聯系統戰部和相關單位,為他們落實政策。另一方面,就是文革中的冤假錯案,我們要走訪許多相關部門,幫助他們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名譽,同時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除了落實政策外,我們還根據民進自身特點和會員實際情況,開展了不少有針對性的工作。比如,當時許多會員教師經歷一系列坎坷后,在教學業務上都荒廢了,他們要重新走上講臺,有一定難度。我們便通過組織業務技能培訓,幫助他們提高教學水平。政治上關心、業務上提高、生活上幫助,使這些會員感受到了黨和民進組織的溫暖,從而逐步打開了黨派的工作局面。

  組織發展

  黨的統戰政策的全面落實,進一步增強了民進組織的凝聚力、向心力。

  1979年上海民進剛剛恢復活動的時候,我們的會員只有1329人。從1980年開始,按照民進中央和民主黨派重點分工的要求,在高等師范院校、各類中等學校、初等學校和幼兒教育界以及文化、出版界中發展會員,同時也吸收從事其他領域工作的知識分子。

  因為解放以后民進主要領導在教育部門任職的比較多,如民進中央主席馬敘倫任教育部部長,林漢達、董純才任教育部副部長,再加上當時上海市政府命名的第一批8個中學名譽校長中,民進就擁有5位,所以我們在教育界發展的會員比較多。但作為一個以教育文化出版為主的民進組織,民進中央在1984年召開的組織工作會議中,時任民進中央主席雷潔瓊就提出我們的組織在發展工作中形成了一邊粗一邊細的局面,粗的一邊是教育,細的一邊是文化出版。上海民進也是如此,中小教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文化出版和其他方面只占百分之十多一點,這也給黨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特別是在后來的參政議政工作中發揮作用帶來了較大的局限性。

  當時,民進上海市委提出,組織發展工作既要在教育上保持傳統的優勢,也要加大在文化出版及其他領域的比重,不能只在人數和比例上保持優勢,更要在質量上保持優勢。

  于是,我們開始有針對性、有重點地跑基層,主動與出版界老會員聯系,希望他們多宣傳,多發展一些年輕有為的青年會員。由于思路對頭,工作細致,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上海民進在出版界發展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從恢復組織多年出版界會員老是停留在100個人左右,到1986年很快發展到200余人。當時在古籍出版社、譯文出版社、人美出版社等單位,民進會員都擔任了總編輯,還有一批會員擔任出版社的編輯室主任和副主任,使民進在出版界有了一定的地位,成為上海出版界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民主黨派。又如過去我們文化界的會員,僅局限于博物館、圖書館等單位,文藝界人士極少。我們就物色了一批文藝界的著名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宣傳民進以教育文化出版為主的宗旨,希望他們能加入到民進組織中來。比如上海樂團著名演員談柏年,為了發展他,我三次登門去拜訪,他入會后,通過他又發展了一批聲樂界人士。又如滬劇著名演員陳瑜,我也是多次到她家去做工作,以情感人,最終把她吸收到民進組織中來,后擔任了民進中央委員、市政協常委,在參政議政和會務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再如我們通過反復做工作,發展了一批如童祥苓、張南云、汪正華、張靜嫻、黃葆慧、石文磊、金美芳、孫徐春、方亞芬等藝術家,使民進文藝界人才濟濟,劇種齊全,在黨派文藝界形成了民盟、農工、民進三足鼎立局面。